八十五、瘫痪中的国民政府(上)
作为一座六朝古都,南京有着太多可以观赏的地方——中山陵的庄严、明孝陵的幽深、夫子庙的繁华、秦淮河的灯影、扬子江的宽广、石头城的苍然……当然,对于此时的中国人来说,南京城内最为神秘、传言最多的地方,恐怕还要数七年前在这里成立的国民政府……
可实际上,南京的国民政府并不神秘——在“一二八事变”之后,蒋介石和汪精卫再一次合作,构成了众所周知的“蒋汪共治”,蒋主军、汪主政,共同对抗各方反对派,总算是把政府暂时稳固了下来。
然而,因为摸不到军权的缘故,行政院长汪精卫对这个权力构架是十分不满的,认为自己成了给蒋介石打杂的管家和背黑锅的替罪羊,好事没有自己的份,坏事却都要自己顶缸……
比如说,如今就因为蒋介石这家伙不会打仗,丢了上海,顺便把全国的主要银行统统丢给了赤匪,从而使得南京国民政府迎来了一场天崩地裂的大危机。
“……先生,当前各种纸币贬值之速,已经不是早晚市价不同,而是按钟点计算了!”
行政院院长办公室内,院长秘书黄秋岳挥舞着几张报纸,极度失态地对汪精卫叫喊起来。
“……今天的首都,在一阵抢购风之后,市面上什么都空了……走进大小商店犹如进了冷庙,虽有观光的香客,但却没有菩萨,这种局面苦坏了家无宿粮的人家。他们满街奔跑,到处排队,还是顾到了头。顾不了脚,不是愁米,就是愁菜、愁柴。
一些平时吃糙米的人力车夫,居然把昂贵的法国点心买个精光,因为市场上别的东西都没有了。主妇们已经不能再从小菜场买到她们所需要的任何东西。猪肉早已绝迹。鱼虾鸡鸭,甚至蔬菜米面,也都跟着猪肉‘隐退’了起来……商人干脆就拒绝把店里的商品拿出来卖,以此进行反抗。
全城的银行网点,如今都被挤兑得垮掉了。公务员、军人和警察也都人心惶惶。各界专家学者都希望政府提供融资,拿出银元、金条和外币来维护钞票的信用。同时尽快成立新的中央银行来收兑纸币……”
“……银元、金条和外币?我又不是魔术师,哪里能变得出来?”汪精卫对此也是一脸的气急败坏,“……蒋中正当年到底是怎么想的?为啥不把中央金库搬到首都南京,而是摆在上海?这下可好,一股脑儿全都落到赤匪手里啦!政府就是想要整顿货币市场,手里也没有硬通货啊!”
当然。说归说,对于蒋介石为何不把中央金库摆在首都,其背后的种种阴私心计,汪精卫也基本能猜出个大概——首先,上海是当时全国的金融中心和整个东方的贵金属交易中心,南京在短时间内还不可能取代其地位;其次,蒋介石的治国方略。一贯都是“一手抓枪杆子、一手抓钱袋子,两手都要硬”。
如今,蒋委员长既然在南昌行营抓着枪杆子,自然就得防着汪精卫在后面动他的钱袋子,如果把中央金库从上海搬到南京,放在汪精卫的眼皮子底下,就很难保证会不会出什么幺蛾子——毕竟,汪精卫也从来不是什么省油的灯……结果眼下就统统便宜了工农红军,顺便让国民政府被一刀穿心,就此半身不遂。
——在商品经济取代了自然经济的近现代社会。货币是一个国家最关键的财富分配系统,在货币上动手脚,就将会直接改变社会的财富流向,从而激化社会矛盾,破坏政府信用。丧失民心士气。货币又是国民经济的血液循环系统,货币的败坏将会直接瓦解经济,瘫痪财政,摧毁贸易,颠覆市场……
所以,此次红军端掉了中国各大银行的总行和金库,就相当于一刀挖掉了国民政府的心脏!若是国民政府还能正常运转下去,那要化身为被商纣王挖心之后还能行走自若的重臣比干了!
事实上,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,汪精卫就已经从各地收到了不知多少封求救急报,比如安徽省政府就哀叹说“……安庆、芜湖、合肥市面急剧恶化,抢购之风弥漫全省。米麦粮店早已十室九空,香烟黑市漫天叫价,一日数变。日用品等均成奇货,骚乱斗殴此起彼伏,公务员罢工,教师罢课,警察已不可靠……”
类似这样的情况,在民国初期曾经发生过一次,当时正值袁世凯称帝,蔡锷逃出北京潜回云南发动护国战争,北洋政府的军费开支浩大、财力困乏,为搜集银洋发饷,于是下令中国银行、交通银行停止兑换纸钞……结果当即就引发了整个金融市场一片恐慌和混乱,钞票信用丧失,商品流通崩溃,史称“京钞风潮”。
这时候的鲁迅,就因为钞票买不到东西,而在日后的笔记中心有余悸地写道:“……我还记得那时我怀中还有三四十元的中交票(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发行的钞票),可是忽而变了一个穷人,几乎要绝食,很有些恐慌。俄国革命以后的藏着纸卢布的富翁的心情,恐怕也就这样的罢;至多,不过更深更大罢了。”
当年的北洋政府只不过是出了昏招,尚且差一点把钞票搞成废纸;如今的国民政府却是被红军抢光了金库,它们的钞票哪里还有谁敢攥在手里啊?
于是,所有人都仿佛被水淹到了脖子一般,不惜一切代价地抛出中国银行、中央银行和交通银行的钞票,争抢广东银行的粤票和云南银行的滇票,甚至就连山西阎锡山发行的晋票,都有人要抢!
要知道,这年头的晋票并非什么有信誉的钞票,它原本是阎锡山主政山西后,通过控制山西银行发行的地方性货币。在中原大战以前,这晋票的信誉倒也还算良好,一元晋票能换一个大洋。但是,随着中原大战晋军惨败,阎锡山离职下野,这晋票的信誉也直线下跌,最低时三十元晋票才能换一个大洋。两年后,阎锡山借着“九一八事变”的东风复出,改组货币,推出了新晋票,规定以二十元旧晋票换一元新晋票——新晋票的标准是一元等于一个大洋,可大家第一次换旧晋票的时候,也是用一个大洋换的一元旧晋票,这就相当于以前的一元只值现在的五分了,仅此一项山西民间损失就达几千万元!
但如今就连这种垃圾股一般的东西都有人抢了,可见国民政府的金融危机已经发展到了什么程度。(未完待续。如果您喜欢这部作品,欢迎您来起点投推荐票、月票,您的支持,就是我最大的动力。手机用户请到m.阅读。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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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实际上,南京的国民政府并不神秘——在“一二八事变”之后,蒋介石和汪精卫再一次合作,构成了众所周知的“蒋汪共治”,蒋主军、汪主政,共同对抗各方反对派,总算是把政府暂时稳固了下来。
然而,因为摸不到军权的缘故,行政院长汪精卫对这个权力构架是十分不满的,认为自己成了给蒋介石打杂的管家和背黑锅的替罪羊,好事没有自己的份,坏事却都要自己顶缸…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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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……先生,当前各种纸币贬值之速,已经不是早晚市价不同,而是按钟点计算了!”
行政院院长办公室内,院长秘书黄秋岳挥舞着几张报纸,极度失态地对汪精卫叫喊起来。
“……今天的首都,在一阵抢购风之后,市面上什么都空了……走进大小商店犹如进了冷庙,虽有观光的香客,但却没有菩萨,这种局面苦坏了家无宿粮的人家。他们满街奔跑,到处排队,还是顾到了头。顾不了脚,不是愁米,就是愁菜、愁柴。
一些平时吃糙米的人力车夫,居然把昂贵的法国点心买个精光,因为市场上别的东西都没有了。主妇们已经不能再从小菜场买到她们所需要的任何东西。猪肉早已绝迹。鱼虾鸡鸭,甚至蔬菜米面,也都跟着猪肉‘隐退’了起来……商人干脆就拒绝把店里的商品拿出来卖,以此进行反抗。
全城的银行网点,如今都被挤兑得垮掉了。公务员、军人和警察也都人心惶惶。各界专家学者都希望政府提供融资,拿出银元、金条和外币来维护钞票的信用。同时尽快成立新的中央银行来收兑纸币……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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——在商品经济取代了自然经济的近现代社会。货币是一个国家最关键的财富分配系统,在货币上动手脚,就将会直接改变社会的财富流向,从而激化社会矛盾,破坏政府信用。丧失民心士气。货币又是国民经济的血液循环系统,货币的败坏将会直接瓦解经济,瘫痪财政,摧毁贸易,颠覆市场……
所以,此次红军端掉了中国各大银行的总行和金库,就相当于一刀挖掉了国民政府的心脏!若是国民政府还能正常运转下去,那要化身为被商纣王挖心之后还能行走自若的重臣比干了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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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时候的鲁迅,就因为钞票买不到东西,而在日后的笔记中心有余悸地写道:“……我还记得那时我怀中还有三四十元的中交票(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发行的钞票),可是忽而变了一个穷人,几乎要绝食,很有些恐慌。俄国革命以后的藏着纸卢布的富翁的心情,恐怕也就这样的罢;至多,不过更深更大罢了。”
当年的北洋政府只不过是出了昏招,尚且差一点把钞票搞成废纸;如今的国民政府却是被红军抢光了金库,它们的钞票哪里还有谁敢攥在手里啊?
于是,所有人都仿佛被水淹到了脖子一般,不惜一切代价地抛出中国银行、中央银行和交通银行的钞票,争抢广东银行的粤票和云南银行的滇票,甚至就连山西阎锡山发行的晋票,都有人要抢!
要知道,这年头的晋票并非什么有信誉的钞票,它原本是阎锡山主政山西后,通过控制山西银行发行的地方性货币。在中原大战以前,这晋票的信誉倒也还算良好,一元晋票能换一个大洋。但是,随着中原大战晋军惨败,阎锡山离职下野,这晋票的信誉也直线下跌,最低时三十元晋票才能换一个大洋。两年后,阎锡山借着“九一八事变”的东风复出,改组货币,推出了新晋票,规定以二十元旧晋票换一元新晋票——新晋票的标准是一元等于一个大洋,可大家第一次换旧晋票的时候,也是用一个大洋换的一元旧晋票,这就相当于以前的一元只值现在的五分了,仅此一项山西民间损失就达几千万元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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